记者从省监委获悉，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地方各级监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事情的决策安排，5月25日省监委首次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事情，报告选题为开展反糜烂国际追逃追赃事情情况。
增强反糜烂国际追逃追赃事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焦点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糜烂斗争的重要一环。省委将反糜烂国际追逃追赃事情纳入清廉浙江建设事情安排。
自省监委建立以来，这件事关反糜烂斗争全局、关乎民心向背的大事在我省办得如何？
我省强化党对反糜烂事情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依法推进追逃追赃事情，坚持连续发力、逐案突破，积极加入反糜烂国际相助，多措并举筑牢防逃堤坝，推动追逃防逃追赃事情实现高质量生长。
从2017年1月省监委建立至2020年底，“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823名，追赃挽损约34亿元。防逃篱笆越扎越紧，2017年以来，新增外逃党员和国家事情人员数量明显下降，全省党政机关国家事情人员外逃“零增长”。
协同发力
铺下“天罗地网”
从中越红河公路大桥一侧桥头走到中心点，不过短短150米，也许是胡亦品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2020年4月28日晚上10时许，越南警方将因涉嫌贷款诈骗罪外逃的“红通人员”胡亦品移交中国警方。
2019年初至2020年3月，在任职交通银行温州分行高新区支行零售客户经理团队主管期间，胡亦品通过使用他人名义、伪造相关房产等证明质料向交通银行温州分行高新区支行申请贷款，并利用职务便当给予审核放款，截留自用。
胡亦品案件是中央追逃办“天网2020”第一起重点督办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达2.59亿元。
纵然在海内外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追逃的脚步也一刻不绝！
胡亦品的反侦查能力很是强，一边逃窜，一边不绝地更换手机卡和交通工具，甚至还企图通过购置机票来滋扰案件视察和追逃事情思路。
“他一直逃，我们就一直追，险些把所有可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温州市公安局经办民警说，经过深入排查走访和综合研判，最终查到胡亦品的落脚点就在越南。
在中央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浙江省和温州市两级追逃办加大督办、协调力度，省市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经侦、刑侦等部分精干力量建立专案组，全力推进情报研判、人员捉拿、宣布红通、浙滇省际相助、案件侦办和中越执法相助等事情。2020年4月27日，中越两国公安机关克服疫情影响、开展密切相助，乐成在岘港将胡亦品抓获。
凭据其时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中越双方无法通过空中交通完成嫌疑人的交接，只能通过陆路口岸将嫌犯遣送回国。押解人员随温州派出的专用车辆途径6个省份，第一时间将胡亦品从河口口岸押回温州。
仅用47天，克服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多级多方组成的追逃团队就将胡亦品捉拿并遣返回国。
“红通人员”胡亦品的归案，是我省监察体制革新后，追逃追赃体制机制不绝健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又一重要战果。
自“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宣布后，省委反糜烂协调小组就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把发散的职能、疏散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事情协力，改变了已往“九龙治水”的局面，反糜烂斗争形成了海内“打虎”“拍蝇”、境外“天网”“猎狐”的整体协力，有力助推清廉浙江建设。
2017年8月，省监委单独设立追逃追赃室，履行追逃追赃和防逃事情职责。全省各市纪委监委在监察体制革新中，全部设立了追逃防逃机构，实现市级追逃防逃事情机构全笼罩。
我省还多次开展外逃人员大起底事情，全面摸清底数，实行专人专班、一案一档、因案施策。同时推进重点案件挂图作战，重要情况实时报告，集中会商，协力攻坚。
继2016年“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回国投案这一标记性追逃结果后，我省近年来还攻克了多个重点案件。如2017年4月，宁波市监委连续集中力量攻坚，“百名红通人员”、宁波远望技工贸公司原副总经理李世乔回国投案。2019年5月，省市两级监委、公安和司法机关合成作战，促使“百名红通人员”、杭州市西湖区公循分局原干部莫佩芬回国投案。
一追究竟
糜烂没有“避罪天堂”
2019年，当“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距她当年仓促逃离已已往近6年。
其间，不但家人在寻找她，中央和省、市追逃办也历来没有放弃对莫佩芬的追捕。
莫佩芬出逃以后，省追逃办积极协调杭州市追逃办等部分，对其女儿和重要关系人等依法接纳了限制出境的步伐，并按期约谈 ；对涉案资产接纳严格的冻结步伐，避免涉案资产转移。通过一系列依法步伐，对莫佩芬坚持强大的压力，促使其家人和重要关系人配合开展劝返事情，鞭策莫佩芬早日投案。
“追逃的这些年，专案组光约谈莫佩芬关系人就有上千人次了，不绝跟他们，特别是她的女儿、女婿讲政策，讲执法，讲出路，破除其侥幸心理。”杭州市追逃办相关卖力人说。
正是在这些扎实的事情下，转机才悄然泛起。2019年初，杭州市追逃办第一次接到莫佩芬家人主动打来的电话，体现接到一位“中间人”的电话，提到莫佩芬希望直接与亲人取得联系。
以家人为“传话人”，后面的交流变得十分顺利。2019年元宵节后恰好一周，莫佩芬终于取消记挂，主动表达了回国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的意愿。
外洋不是法外，岂论境内照旧境外，天下没有糜烂的“避罪天堂”。在追逃人员的心中，只有一个使命——“有逃必追，一追究竟”。
“外逃生活太凄凉了，看上去似乎你是自由的，实际一点都不自由。”2018年11月30日上午，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休息室里，被引渡回国的新昌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姚锦旗坦言。外逃期间，他曾辗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古巴、哥伦比亚、保加利亚等国家，无法与家人交流，一有风吹草动就整天提心吊胆。
将姚锦旗引渡回国，是国家监委建立后乐成引渡第一案。
时间拨回2005年12月19日，因为涉嫌受贿，做贼心虚的姚锦旗摇身一酿成为吉林人“李峰”仓促出逃。
2005年12月20日，姚锦旗畏罪潜逃的第二天，我省检察机关即以受贿罪对姚锦旗进行立案。
今后十三载，追逃事情从未松开。
2018年，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支持下，国家监委和保加利亚相关执法部离开展相助，浙江、绍兴两级监委和公安机关等部分密切配合、合成作战，在一个月时间内三赴保加利亚开展引渡对接。在我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大力协助下，与保方最高检、司法部、移民局开展会商，确保将姚锦旗顺利引渡回国。绍兴市追逃办还专门派遣办案人员对姚锦旗进行领事探视，体现须要的人道主义眷注，并见告其国家监委等五部委《关于鞭策职务犯法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在政策的感召下，姚锦旗写下了书面允许，自愿归案回国。
从姚锦旗被保方羁押起，仅用了44天，就走完了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引渡执法程序。
省追逃办卖力人体现，姚锦旗的乐成引渡，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追逃追赃的生动展现，也是我国反糜烂制度体系不绝获得国际认可的一种体现。
近年来，在国家监委的统筹协和谐有力领导下，省监委积极加入反糜烂国际相助，依法运用引渡、遣返、劝返等多种途径开展追逃追赃事情，追回了一批外逃重点职务犯法嫌疑人。
据统计，“天网行动”开展以来，我省已追回外逃10年以上的涉嫌职务犯法的国家事情人员41名。
扎紧“篱笆”
追逃防逃追赃并重
涉嫌职务犯法的国家事情人员外逃“零增长”——从2017年开始至今，我省做到了“有力减少存量、有效停止增量”。
“防住一个，即是追回一个”。不扎紧防逃的制度“篱笆”，追逃追赃就会防不堪防，也打不了胜仗。
2017年7月2日上午8时15分，提醒登机的广播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响起。紧攥机票的青田县人防办原常务副主任郭永军，彷徨在偌大的航站楼里，脑袋一片空白，一个声音回响在耳畔——“您已被限制出境”。
郭永军试图外逃事件爆发后，依托防逃“条件反射”机制，经丽水市追逃办向省追逃办、市委报告，省、市追逃办立即启动追逃防逃应急预案和联动机制，迅速行动，当天晚上8时许，郭永军在杭州某高速公路出口被抓获。
近年来，除了各地各部分形成了有效的防逃“条件反射”机制外，我省还陆续出台出国审批、证照集中治理、初核问题线索同时接纳限制出境步伐等一系列制度。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国家事情人员因私出国（境）治理事情操作规范（试行）》，对8类重点工具进行重新挂号备案。同时，严格规范出国（境）审批和证件治理，将监督重点从党员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笼罩。
自2018年监察法出台后，我省凭据落实监察法的要求，将新增监察工具全部纳入防逃体系，努力做到防逃事情全笼罩、无死角。杭州、温州、嘉兴等地将村（社区）“两委”干部证件纳入统一治理，扎紧新增监察工具的防逃篱笆。
别的，我省还注意对案件当事人或涉及重要案件的相关人员接纳相应步伐，严防外逃 ；在执纪审查、巡视、审计、大额可疑资金监管等要害环节，增强对重点人员的危害评估，实时接纳阻止出境等应对步伐。
全力追逃防逃的同时，社会和民众同样关切的追赃也没有落下。
“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案追赃2700余万元 ；“国家监委乐成引渡第一案”姚锦旗案，追缴赃款赃物及孳息价值上亿元 ；“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案追赃500余万元……我省绝大部分职务犯法外逃案件在人员追回后均实现了“人赃俱获”。
这背后，有不绝完善的机制在支撑。省监委协同公安机关、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等单位，强化大额可疑交易监测、反洗钱视察和赃款流向梳理，建立健全涉案赃款查找、冻结相关协作机制，运用查封冻结、引导退赃以及对外司法执法相助等多种方法追缴赃款，努力实现海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外洋赃款“找获得、追得回”。
“使有理想的人不敢逃、不可逃，海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 ；使外逃糜烂分子躲不住、抓得着，赃款找获得、追得回。”省追逃办卖力人体现，我省将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追逃追赃和防逃事情的各个环节，着力构建不敢逃、不可逃、不想逃的体制机制，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事情向纵深生长。（颜新文 哲天行 戴睿云）
